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公投失败、“法国脱欧”风险骤升……“逆全球化”浪潮在多年的全球增速乏力下愈演愈烈。不过，当西方选择后退之际，中国和新兴市场将接棒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
2月2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的金融与发展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有人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穷国，占全球人口近60%，占全球GDP仅20%。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因为这些国家在20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被遗忘了，我们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所以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引入中国的基建经验，这也是第一次把这些国家的全球化放在第一位，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李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也就在1月17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称，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这段话再次清晰地向世界传达了这样的声音：经过数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国用来引导未来全球化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今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也即将召开。
全球化“五阶段”
李杨介绍称，经济全球化大致可划分为五大阶段：作为全球化前史的“白银资本”时期；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百年和平”时期；二战后，以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半球化”时期；世界各国都参与其中的“大稳定”时期，以及以大危机为标志的“去全球化”时期。
在“白银资本”时期(1400-1800年)，这一阶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农业内部的分工，而且以“互通有无”为基本格局。这个阶段分工和贸易的特点是：其一，国际贸易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产品生产远没有形成如今我们熟知的产业链，各国的收入水平和技术差距并不大，国际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为主，垂直分工的情况很少；其二，信用货币并不流行，贵金属是清偿贸易逆差的最终手段。因此, 那时并不存在如今让人谈虎色变的“全球经济失衡”，因为各国间的贸易差额规模既小，更难持续较长时间。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全球化并没有产生所谓的“不公平”。“例如，当时的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并非交换物品，而是获取作为货币材料的白银和黄金，这一时期堪称公平。如果要说存在不公平，那就是,某些国家可能通过战争和暴力等非经济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赤裸裸地掠夺。”李扬称。
“百年和平”时期(1815-1939年)肇始于十九世纪初期，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那个被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定格下来的工业资本凯歌行进的时期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本跟随着廉价商品，开始在世界各地落户。那时，资本的主要输入国比较富裕、资源丰富、与输出国的“亲源”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等“新兴的大陆”，其中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促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动因也部分地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追求高回报和超额利润，转而主要寻求安全的避难地(资本外逃)。1929年华尔街股市的崩溃以及不久后发生的第二世界大战，中止了本轮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半球化”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1945-1991年) 的开端令人振奋和充满希望。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该会议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改为“世界银行”)。同年8月，联合国成立。
但是，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揭开了“冷战”序幕。直到1990年代初，“冷战”成为全球发展的主线。此一时期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被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应形成两大经济集团。
这两大阵营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语)。显然，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误入了歧途，充其量也只能称其为“半球化”。
李杨表示，当时苏东集团的解体，向全球市场经济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廉价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加之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得全球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在此基础上，全球的分工格局得以大规模重塑，并逐渐演化成如今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货币金融方面，“美元霸权”也不断强化。
“大稳定”时期(1991-2008年) 则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战略、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并一面倒地发展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这次全球化浪潮至2008年危机时基本结束。
这一阶段，其实已经显示出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主导的特征。根据IMF统计，在1992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大致分别为70%和30%。这种格局自1992年开始变化，到了2013年后者首超前者。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已超过60%。
这一阶段，全球劳动力供给骤增，劳动成本长期降低；全球产业链重组国际分工模式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演变，相应地，国际贸易也由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最终演变为产品内贸易。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此外，储蓄/投资再平衡，早前发达经济体宏观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储蓄小于投资，从而引致通胀长期化，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体系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储蓄开始大于投资。
发达经济体引领“去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来，“去全球化”阶段就悄悄来开了序幕，只是2016年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则使之愈发突出。
李扬也以一系列数据佐证了这一事实。1960-2015年，按实际值计量，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6.6%，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长率为3.5%。这样一种相对增长，是全球化顺畅发展的表征；然而，2008-2015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2.4%。不仅贸易增速放缓，而且贸易增速与产值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急剧缩小。
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降至3%以下，勉强与GDP增长同步。“这表明，各国经济开始‘失联’，去全球化趋势显露。”李扬称，2013-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甚至低于全球GDP增长的平均水平，说明去全球化已经蔚成趋势。
李扬表示，发达经济体是这轮去全球化的主力。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使得参与各国都获得好处的进程，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分润了更多的好处——“其经济水平高于全球平均，生态环境优于别国，处在全球整个资本、商品及服务流的高端，成为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如今世界500强的公司，多数仍是西方国家的公司。 ”李扬称。
然而，正是这些享受着全球化最大好处的国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澜。李扬认为，原因也是多重的，“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他们是金融风暴的中心，凡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等。均存在严重的缺陷，长期不得调整。”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
其次，李扬也提及，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是发达经济体走向全球化对立面的又一原因。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共同构成了完备的全球化治理机制，但危机佐证了，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近年来，多边机制空前崛起。
“一带一路”引领新全球化
有危机就有转机。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能符合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代在呼唤新模式，而“一带一路”战略横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三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 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
李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传统全球化是规则先行，强令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执行，有利于发达经济体高高在上，占据分工价值链的有利位置。而中国要推进的全球化是要让大家都获益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并不是非常完善，但各国都热切接受，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一带一路’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践行了中国的经验，即基础设施先行，‘要致富先修路’。”
李扬表示，在沿线国家中，资金短缺是共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因此发展资金融通构成“一带一路”的内容之一。在这一战略中，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建设，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等，均已取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我们将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他称。
同时，李杨还特别提到了移动互联网在沿线国家的运用前景。他举了蚂蚁金服在印度Paytm的例子，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交易和蚂蚁金服移动支付模式，在莫迪的废钞试验中，流通的大额现金虽然减少，但像paytm这样的电子钱包迅猛发展，及时填补了印度金融体系的空白点。数字普惠金融模式正在被证实是一个可复制、可输出的“中国模式”。
来源：第一财经金融 作者：周艾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