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由中国经营报社及格莱珉（中国）有限公司主办、郑州大学商学院协办的“改变世界的金融力量——2018中经普惠金融暨精准扶贫论坛”在北京举行。
诺贝尔奖获得者、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格莱珉信托总裁阿卜杜拉·海康、中国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方正证券扶贫工作部董事总经理阿孜古丽、浙商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王玲以及网信集团战略发展总监陈文，在论坛上就中国普惠式金融扶贫的发展模式，痛点与挑战，以及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破解之道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不同金融服务机构业内翘楚均认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普惠金融发展方式和理念亟待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普惠金融并不仅仅是填补金融服务空白，而是通过发挥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优势，建立立体化的服务体系。
普惠金融需要可复制模式
《中国经营报》：中国当前开展普惠式金融扶贫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如何有效地解决？
穆罕默德·尤努斯：中国普惠金融方向是好的，我们需要关注给贫困人口的信贷，给他们提供整个金融服务，而并不是从他们那里赚钱。给贫困人口的融资应秉持“社会企业”理念，即我们希望帮助穷人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后，金融机构可以再为其提供更多金融服务，这时候金融机构可借此获得一些利润。这是指导我们扶贫的重要原则，也是关注于普惠金融的中资金融机构应该关注的重点。
阿卜杜拉·海康：中国人口众多，有很多贫困地区仍然是金融服务“空白区”。我们应该确保有包容性的普惠金融能够触及到那些贫困区域以及还没有任何金融服务的地区，并通过有效、适当的扶贫政策和措施，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提供服务。
王玲：我们做普惠金融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对小微金融的不了解，因为没有深刻的认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在表现形式方面来讲，有些商业银行可能发现了其中的商业机遇，但很多还是停留在完成任务或者是履行社会责任这样一个表面的层次。在操作方面，手段比较粗放，做小微业务以运动式、冲锋式方式开展，这样距离实实在在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差距。
以浙商银行为例，在12年小微业务探索过程中，实行专业化经营思路。具体包括，专业的机构和人员、专门的授信制度、专门的操作流程、专门的特色产品以及专门的风控措施，基本实现了普惠金融业务规模、特色、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
陈文：普惠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存在的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反思以及解决。第一，普惠金融的对象选择上目前还存在扭曲，选择上缺乏精准性。机构需要了解客群是不是普惠金融真正服务的群体。但在国内部分银行授信不看小微企业自身信用，完全看核心企业，变相是给核心企业放大头寸，资金并不一定真正流向小微，占用了本应属于小微企业的信用额度。
第二，开展普惠金融的主体存在非对称性。目前政策面主要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给予了一些针对普惠金融的政策倾斜。但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更具有对称性的小微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其实没有得到政策上很好的支持。比如小贷公司发展到现在十几年了，但迟迟没有金融机构的身份，在税费、融资渠道各方面都没有享受到政策上的待遇，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工商企业在管理，这样的话，严重束缚了服务小微的能力。
《中国经营报》：普惠金融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金融服务如何切实地达到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又应该以何种形式的产品或项目将金融服务落地，目前市场是怎么做的？
张为忠：建设银行主动担当大行责任，持续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覆盖与纵深，今年更是将普惠金融上升至全行战略，依靠金融力量更好地解决社会民生痛点，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对于建行来说，扶贫是包含在我们定义的普惠金融范围之内的，关于扶贫我们有一种模式，就是通过“移动金融+村级供销服务社”，在农村建立服务平台，我们称之为“裕农通”模式，通过与供销社、通信公司、卫生诊所等合作，基本上能满足农村客群存款、取款、汇款、缴费以及简单的投资，比如农村理财等需求。另外，再加上小微贷款，我们在费用安排、资源配置、额度专项管理方面都有专门的措施，保证我们能够向先进的模式学习，跟好的模式对接。
阿孜古丽：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其实很多贫困县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资源的，但并没有把这些好的资源真正变成资产。券商有三大优势，一是专业优势，二是人才队伍优势，三是整合资源的能力。我们发挥这三大优势去做产业和金融的扶贫，帮助当地的企业做发展规划，根据他们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帮助他们从规范做起，再帮他们挂牌新三板，再让他们上市，这样让他们拥有“造血”的能力，让他们的企业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给当地经济带来真正的活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做消费扶贫，通过内采和搭建外部其他合作伙伴的平台，帮助农民把农产品销售出去，这些做法都非常有力地帮助到了那些贫困户和贫困家庭。
普惠金融可持续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普惠金融需要服务的对象很多，比如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金融机构怎样才能平衡好社会责任及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王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最主要的是找准客户定位，控制好风险和成本，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专业化的营运、标准化的操作，让它具有可复制性，一个个复制起来，类似于尤努斯教授所说的“五人小组模式”能够不停地复制，形成规模效应，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阿孜古丽：我们搭建了四级组织架构保证精准扶贫的持续性，首先，公司建立了由董事长担任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分管领导都在小组里；第二，我们在券商中率先设立了扶贫工作部，统筹协调母子公司的扶贫工作；第三，在和各县签约以后，又派出了挂职干部，他们带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业务能力去沟通落实这些工作；最后，我们的32个金融扶贫工作站确保了扶贫工作的落地。
我们还制定了四项制度来保证整个工作在制度的保护下运转，我们制定了公司精准扶贫工作规划，配合结对帮扶县的帮扶规划以及每一年的精准扶贫任务一起做这个工作。我们如何决策、如何管理都是有制度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为了调动公司从上到下的多个业务条线、分支机构、子公司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我们还定了激励政策。
《中国经营报》：普惠金融具有方针性、社会性与营利性，作为实践者如何提升农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在金融领域的参与度和风险识别度？如何在落实普惠的同时又能控制风险？
张为忠：在大项目的风控、管理和深度服务上，传统银行都有比较深厚的经验，但在普惠金融的风控方面还有待提升。近些年，大型银行敢于进入普惠金融市场，并不是盲目进入，而是大数据和金融科技使得银行有底气，能够进入这个市场。
建行已经依托内部“新一代”系统，将对公、对私的业务系统打通，另外，对外建行还连接和整合了诸多数据，将服务数据化。原来，小微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低，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但如果将小微企业在银行的交易流水、财务状况、金融资产还有工商、税务、司法、海关等数据联系到一起，进行交叉验证，就能够判断企业的真实状况。这些数据的运用有助于银行对神经末梢的客群情况有比较好的把握。通过数据筛选、数据研判、数据预警、数据处置，以及渠道运用和网点衔接，线上+线下，人控+机控，这样的模式可以支持我们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陈文：业务开展过程中，我们会看核心企业的资质，一是看核心企业本身的资质，二是看其跟先锋集团产业的协调性，我们希望给这些企业赋能；此外，我们还看它上下游企业自身实力如何，从整个产业链看其现金流怎么样。另外，我们也在探讨一些其他的模式帮助小微企业，利用我们民营机制更加灵活的机制，看看能不能在投贷联动这块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作者：王柯瑾、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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