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面对内需不足和外需受限，我国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企业信贷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而随着去杠杆和严监管深入实施，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和融资渠道收紧。在内因和外因双重影响下，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理性看待当前企业融资形势，这是治理信用扩张的代价，是去杠杆过程中我们必须经历的阵痛。
“当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大量存在。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引发市场泡沫破裂，触发‘明斯基时刻’，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去杠杆确实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可避免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应该看到，在信用紧缩阶段，迫切需要融资的往往是高风险企业。只有适当收紧信用，倒逼金融资源从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退出，我国经济才能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打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董希淼这样说。
董希淼认为，要正视部分企业融资困境，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缓解。货币政策要在坚持基调不变的情况下，注重定向、结构性投放流动性，缓解社会融资环境偏紧的局面。财税政策要进一步发力，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金融机构要坚持综合施策，一方面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适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正确合理使用定向降准资金，积极推进“债转股”项目落地，有效降低相关企业杠杆率。企业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诚信水平，在困难时刻不弄虚作假、不逃废债务；要牢记“借钱是要还的”，理性举债，将企业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最近，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弥补我国普惠金融的短板？
对此董希淼表示，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等现象都较为突出。在很多时候、在不少地区，普惠金融甚至存在着“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
“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也有两个关键要素。”在董希淼看来，一是成本可覆盖，二是风险可控制。从政府的角度看，应完善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建立普惠金融评价指标，对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环境；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提升农村信用基础水平等，各项政策协同发力促进更多资金进入普惠金融领域。
与此同时，董希淼表示，普惠金融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只有培育出良好的区域经济生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普惠的问题。而“造血”可以考虑三方面路径：一是改善当地教育环境，如通过与当地学校、村、乡政府合作，开展信息技术与金融知识技能的普及性教育，推进金融扫盲和信息技术扫盲等；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如家庭农场、供应链金融等，塑造良好区域经济生态；三是推进农村、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及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普惠金融创造条件。
来源：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
作者：崔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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