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也处于攻关期，应对内外部挑战、防控化解风险隐患、引导稳定社会预期，是我国经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任务书。作为经济血脉，金融业对服务实体经济责无旁贷，同时，自律、普惠的金融市场将为企业健康发展带来更多机会。而在眼下，一场围绕互联网金融是不是普惠金融、中国需要怎样的普惠金融的论辩，正在行业内部大范围展开……
行业自净化期，铅华洗尽始成熟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首要工作任务。”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动员会上，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再次明确了金融业的工作重心。
同样，对于多重乱象裹挟下的互联网金融业，潘功胜给出了专项整治的新时刻表—再用1-2年时间来做，在这个时间里，适应互金特点的监管制度和体系也需要初步建立起来，一个大的逻辑是，推进互金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普惠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普惠金融是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之一，细究之下，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互联网的参与让很多事情快了起来，但同时，由于缺少传统金融一以贯之的风控逻辑，不少互联网金融平台，特别是网贷平台在发展中很快遇到了瓶颈。
“网贷平台面对的，或许是’最差’的客人。在它之前，银行和小贷公司已经把具备一定资质的借款者纳入了自己的服务目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CF40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话风指向网贷平台获客质量。
事实上，端午节过后，多家网贷平台对外发布借款人逾期还款公告，有些平台因为逾期事件连片而宣布退出，也有些平台因为各种因素”不辞而别”。
但也有人将问题归结为流动性偏紧、小微企业主资金链断裂。
7月13日，北京某老牌网贷平台正式宣布清盘，原因是大批量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丧失以及还款能力不足，给平台经营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流动性几近枯竭。
本报记者在与知情人取得联系后得知，不仅小微企业主不还钱，一些个体借款人同样逃废债，而由于平台原本就存在掩盖借款不良率、兜底代偿运行的情况，前期不严重的时候可以持续，后期逾期大面积爆发之后，导致这种模式无法持续，只能选择离场。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虽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日前呼吁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打击恶意逃废债等行为，维护规范合同的存续效力，但说到底，获客关把控不严还是互联网平台推进普惠金融的难点之一。
流动性偏紧是压倒一些网贷平台的最后一根稻草吗?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在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整体流动性趋紧的大环境下，企业逃废债情况的确不仅仅发生在网贷平台，传统金融机构同样承压–比如公司信用债违约现象有增多趋势，个别银行不良贷款率也有所抬头。但业界人士表示，即便流动性趋紧是金融业当前普遍面临的大环境，但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平台风控模式雷声大雨点小、以为单纯用较高利率就能约束风险的种种做法，才是压垮平台的最后一根稻草。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副总裁谢卫一直谨慎看待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互金平台兴起有个背景，就是大家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互联网金融可以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但究其原因，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之所以会觉得难，原因是现行信贷制度下，银行对服务中小企业缺乏积极性。因此，正规金融体系要逐步改变制度安排，去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打通正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些体制限制。”谢卫这样表示。
他同时认为，互金的资金来源问题至今无法解决:”现在它们采取的是约定收益的方式，这一方式要求这些平台，必须要以比银行更高的收益来吸收大众资金，这本身就违反金融规律，这就会导致它们，不出事就是普惠金融代表，出事就是非法集资。”谢卫强调，金融一定要持牌经营，并要以普惠金融作为最终成长目标，而不是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也不能全民搞金融，”在任何一个国家，金融都不能这样搞”。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黄泽民对本报记者表示，诚然，流动性偏紧是当前金融业面临的大背景，但不能以此为一些人的逃废债行为”开脱”，相反，高成本、借新还旧等庞氏骗局的经营方式才是很多网贷平台倒掉的内在原因。
“搞互联网金融必须特别谨慎，没有资格审批、产品业务许可、没有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就会成为金融诈骗的温床。”黄泽民这样说。
新模式形成期，炒作谢幕理性登场
7月20日，北京空气中湿度已突破极值，78岁的穆罕默德·尤努斯依旧穿着长袖衬衫和薄马甲。
即便每年都会来中国，有的年份还不止来一次，这位被称为”普惠金融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在中国的表态，依旧会引发中国同行、晚辈们的高度关注。
对于普惠金融，尤努斯的推动方式有点”野路子”，但在过去42年里，在孟加拉国最为贫瘠的乡村，他靠着熟人圈子的道德约束，和对当地女性村民勤劳善良的高度认可，硬是走出了一条小额贷款之路，在低至1美元的放款行为背后，更低的不良贷款率似乎也在告诉人们，除了人心本善，借款者对金融机构的回馈，往往还有你想不到的一面。
即便如此，依旧有不少人说，格莱珉银行之所以能活下来还是靠着”高利贷”。
如果只看利率，格莱珉普通贷款20%的年化利率不能算低，但对有实际需求的人们而言，能够拿到钱，就实现了”普”，同时，在一些天灾人祸的背景下，银行对贷款利率有适当减免，实现了”惠”。
更值得一提的是，比起中国小贷公司只能放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的情况，格莱珉刻意强调了自己是两条腿走路。
“我们鼓励贫困人口进行储蓄，每个接受帮助的人必须建立储蓄账户、每周存至少1分钱，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培养为自己和家庭储蓄的习惯。现在，格莱珉银行的储蓄账户有30亿美元，那些借贷的穷人现在也是为银行提供资金的人了。”在尤努斯看来，这是普惠金融良性发展的状态。同时，作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的奠基者，尤努斯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他反感富人通过小微金融赚钱的模式。
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在普惠金融领域，想要真心做点事的人，必须善用义利并举的方法论。
张承惠表示，要重新思考普惠金融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探索节奏，既普又惠的时间段此刻或许并未来临，来临的时间要与社会信用体系更趋完善挂钩。
在乐信集团CEO肖文杰看来，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模式一定是”普”和”惠”同时满足，才能实现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发展，”普”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惠及更多有金融需求的民众，保障无差别金融服务;”惠”就是尽可能让民众以最低成本、最便捷的方式享受金融服务。肖文杰的感受是，目前在国内”普”比”惠”做得稍微好一些，”惠”的层面上对企业要求门槛较高，现实的情况是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线上通过科技支撑的普惠金融，获客成本仍然较高。智能资产匹配在业界看来是条出路，但这还有赖国家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便金融科技平台在未来更为高效的控制风险和开展普惠业务。
而在口袋理财执行董事兼CEO虞凌云看来，很多人认为融资成本高主要是银行的问题，实际上信用体系不健全也是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主要原因。当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相比之下我国还有较大差距。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网金社首席合规官刘智秀则认为，能够在大浪淘沙中留下来的普惠金融模式，应该是拥有核心技术，且有核心能力，同时能够运用创新模式和方法去发掘新的有价值的资产，这样的模式会更具有生存的空间。
来源：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
作者：崔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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