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金融发展与泉州金融改革论坛5月20日在泉州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金融开放不仅没有给中国金融业带来负面冲击，而且促进了金融行业进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应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国际责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相匹配。
资源配置新转变
当前，我国金融业处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裴长洪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归根到底，需要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新的生产力是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运用的基础之上，技术创新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这就意味着金融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向发生了战略性转变。”裴长洪认为主要有“五个转变”：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配置转变；从过去单纯向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从过去金融资产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以及防控金融风险转变。
首要目标防风险
裴长洪认为，以往长期积累的资源配置导向与需求升级的矛盾，首先导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的矛盾，由于实体经济回报低，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第二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矛盾。本来房地产属于实体经济，但由于大量的投机性行为，使房地产类金融化，房价上涨过快。因此，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首要目标是防风险，转动能。
这就需要纠正供需错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高度依赖要素投入，因此其供给结构与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日益脱节，导致上述供需错配日益加剧。化解供需错配的结果是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打好攻坚战的必然要求，这与“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是相一致的。
裴长洪说，用新的资源配置结果对冲原有配置格局的缺陷。服务创新实体、科技金融、消费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今年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下降，表外业务收缩，资产管理业务加强监管，既反映防金融风险监管的加强，也反映金融资源配置方向的转换面临挑战。
他认为，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体制机制、新的考核理念和考核指标，新的统计体系识别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业务绩效，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来识别新经济活动的新企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建立新产品、新需求的市场预测方法；建立新的企业信用评价方式和风险管控措施。
区域开放为先导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体现了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金融开放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促进我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裴长洪认为，一些观点担心金融开放会带来金融风险大幅提升，进而导致金融不安全甚至金融危机，却没有看到，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国际责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严重不匹配。
裴长洪指出，我国金融业通过对外开放，引入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了整个行业的进步与繁荣。金融业开放不仅能吸引资金，而且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同时也推动了金融体系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地位。他说：“金融开放的另一个目标是参与和成为国际性资源配置新的货币工具，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成为新的、区域性的贸易结算工具，储备货币工具，以及投资工具。”
在他看来，要处理好产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牵引互动关系，以区域开放为先导，积累经验，使之成为产业开放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措施，这就是金融改革试验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的任务，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任务。同时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需求，来优化资金的使用方向。
绿色金融新方向
金融业创新的目标是，使金融资源配置方向更多地转向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绿色低碳的需要，普惠人民的需要。对此，裴长洪指出，发展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是新时代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发展互联网银行、发展电子支付，发展数字金融，使金融资源更高效地利用于社会急需的方面，实现“互联网+金融”的技术革命，这是金融创新的任务。同时，也需要完善金融内外部制度环境。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内部激励约束，理顺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管理边界。逐步缩短金融业负面清单，以审慎监管代替准入限制，激发民间资本、外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积极性，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东南早报
作者：记者 郭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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