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随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尤其是普惠金融对于支持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乡村经济，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日，银监会也专门召开会议表示，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并强调要“把普惠金融重点放在乡村”，建立普惠金融常态化督察机制，重点督察《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在乡村的落实情况。
攻坚“最后一公里”
“普惠金融关注的群体是小、微、边缘化的群体，这个市场信息不完备，有时很难用市场逻辑解决。”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表示，“在小微群体的融资中，通过亲戚朋友、非正规渠道获取的，至少从比例上而言占绝大多数。通过现在的信息技术，我们似乎能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在最后一公里，更多的还是靠社会网络、社会关系来解决。”
“最后一公里”往往是一段漫长的距离。苏宁金融研究院认为，由于4方面的客观因素制约，由银行系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对“三农”金融的渗透并不充分。首先是持续的盈利记录和完整的交易信息不完善，使得银行业难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是相对可靠的抵押物（品）缺乏，导致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纳入金融机构评估体系；再次，由于农村地区征信数据覆盖不足，降低了“三农”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最后，“三农”目标客户群的小额、分散特性和服务“触达”能力偏弱，造成传统金融业务的线上线下推广困难，从而推高了运营成本。
想要攻坚“最后一公里”，就必须更加深入地探究我国农村的普惠金融现状。在对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及周边县市农村居民金融能力进行调查以后，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现，在该地，银行卡的持有率与使用率不成正比，仍然有92%的人习惯使用现金；在手机普及率高达92%、智能手机持有率达50%的情况下，手机应用大多还局限在通讯功能，只有11%的人使用过基于手机端的金融服务。
因此，相对于金融基础设施而言，贫困片区、特别是贫困农户的金融能力偏低问题显得较为突出。农民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对金融工具的可使用性和对透过有效融资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水平的意识和能力都显得比较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最后一公里”的攻坚。
扎根乡村践行普惠
通过在乡村基层的多次实地采访，记者发现，想要提高贫困农户的金融能力，离不开扎根乡村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教育服务。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而言，多年来一直在田间地头走乡串户的信贷员的一番话，更能让他们信赖。无论是在陕西陇县，还是在甘肃会宁，银行业都成为当地金融教育的主要提供者。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通过对大兴安岭155名参加过金融教育培训的受访者的调查发现，金融机构组织了其中78%的培训。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表示，实现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金融教育要先行。“金融教育要与金融服务指导相结合，要以农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他们传授金融知识和应用技能，切实帮助他们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能力和使用能力。这不仅是提升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精准扶贫、实现普惠金融的基础。”杨子强说。
当然，除了金融教育以外，扎根乡村的金融机构在为当地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其他层面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在会宁县采访当地的会宁会师村镇银行时发现，该行自2009年开业以来，不仅累计为1.8万户次借款人发放贷款11.6亿元，同时还积极培育 “做小做强做精”的小额信贷文化，得到了当地监管机构的一致好评。
从2005年发展至今，我国的村镇银行数量已经超过1400家。虽然发展迅速，但村镇银行的覆盖率还远远不够，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只有1045个县（市）核准设立村镇银行，覆盖率仅为54.57%。
在谈及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时，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学术指导小组组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应鼓励各类商业银行机构下沉，到县（区）域增设网点开展“草根”业务。并在确立和增强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邮储银行、城商行、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在县（区）域普惠金融中的主力军地位的同时，探索发展新型乡村、社区“草根”金融机构。
政策引导解决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信任和成本是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两大痛点。“普惠金融发展面临内生问题，如部分市场主体资质参差不齐，业务边界模糊不清；部分参与主体的运营成本难以控制，较多的网点集中于发达地区。”他说。
针对困扰普惠金融发展的这两大掣肘因素，苏宁金融研究院认为，在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引导必不可少。
一方面，应加强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完善支撑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体系、监管环境、技术平台和运作机制等，并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优势，加大围绕“三农”场景普惠金融业务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同时，发挥国家金融政策引导优势，推动资金定向支持“三农”金融市场的机制常态化，并优化国有金融机构考核体系，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面向“三农”市场的信贷业务覆盖率和投放力度。
另一方面，应该加大信用信息建设力度，推进政府机构公共数据资源、资料的规范管理和公平开放。此外，要围绕“三农”普惠金融业务推进全国征信体系和平台建设。有专家还建议，在建立跨机构、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交换和交易机制，打破征信及交易信息“孤岛”的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专项机制，进行征信数据采集试点，推动“三农”征信数据库建设。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见习记者 陆宇航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h/sd/201801/t20180108_13104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