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交流浙江农信的普惠金融实践。
刚才，易行长的主旨演讲谈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都是金融界特别关心期待的。今天中国的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已经活力四射，像蚂蚁金服等，是非常领先的；但在宏观政策层面，还是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下面，我想表达三层意思。
第一，普惠金融要解决什么问题？
普惠金融，顾名思义，一个是“普遍”，就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得到金融服务；一个是“惠及”，就是要让老百姓负担得起金融服务。当前，我们国家金融的主要矛盾，不是供给总量不足，而是供给结构不够合理，供给和需求存在错配。
一头是天量的货币供应，另一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金融创新过度，大量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一头是银行业的竞争非常充分，另一头仍有大量的有效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些真正需要服务和支持的薄弱环节，比如三农、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得不到充分服务。
所以，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推动金融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让更多老百姓能获得金融服务，并且负担得起金融服务。这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第二，浙江农信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
浙江农信已有65年的历史。农信社为农而生，因农而兴。一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别人不愿意做,也做不了,但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又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坚持“三做三不做”，即“做小不做大、做土不做洋、做实不做虚”。正是有这样的情怀和决心，我们从短期看或许做了“亏本生意”，但从长远看实现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十二五”以来的数据表明，我们不仅很好地履行了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也有效规避了经济波动的风险，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发展。浙江银行业“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经验是非常值得总结的。这个期间由于经济波动等原因，许多银行机构遇到了较大困难。但“十二五”期间浙江农信每年的市场份额都在持续上升，无论是规模、质量还是社会效益，都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浙江农信是以全省银行业六分之一的存款、七分之一的贷款，创造了近三分之一的利润，不良贷款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普惠金融服务上，浙江农信金融服务5500万个人客户和63万中小法人企业客户，承担了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信社（农商行）都是县域法人，税收都交在当地。我认为，金融业税收的均衡，也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普惠金融工作上，2013年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在朱从玖副省长的亲自指导推动下，率先全国实施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构建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服务体系。目前全系统共有4200个营业网点，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行政村。用三年时间投入30亿，来构建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创新了很多新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打造了互联网化的丰收驿站，目前已有5800多家。G20以后，我们又启动了新的五年行动计划，主要战略是社区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双轮驱动，在智慧普惠、绿色普惠、精准普惠、共享普惠上不断加大力度，努力把普惠金融这项事业干得更好。
第三，中小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必须进一步明确其定位。
从我国银行体系来看，历来不缺大银行，缺的是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小银行。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大银行、大金融机构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中小金融机构相当于毛细血管。没有这个毛细血管，就实现不了边边角角的普惠。过去万向、吉利、传化等浙江绝大多数成功的浙商，他的第一笔贷款都是由当时的浙江农信提供的。在服务“双创”方面，中小金融机构是有其特殊作用的。在普惠金融领域，中小金融机构由于机制灵活、决策链短、地缘人缘关系紧密、产品服务更接地气，与大银行相比毫无疑问更具有优势。正如周小川行长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说的那样，“中国的社区银行是以农信社为代表的”，长期以来农信社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大有可为。比如德国储蓄银行金融集团，下辖400多家独立法人储蓄银行，是德国最大的银行系统。其定位十分明确，有法律规定不得跨区域经营，主要服务于当地的中小微企业和社区居民，而且经营理念上非常特别，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追求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该行没有股东，不需要分红，利润主要捐赠于社会事业。得益于这些定位，该行200多年来始终发展得很好，占据了目标市场近50%的份额，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也非常大。
国内外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中小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但当前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既包括国家的政策定位，也包括自身的市场定位。我觉得下阶段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布局的顶层设计。这一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有部署。但回顾过去看，我国银行业在发展定位上，是政策不连贯、没有差异化分工、甚至是过度市场崇拜的。
由于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影响，银行规模越大，往往成本和效益优势越明显，所以自身追求外延扩张的冲动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导致市场主体都想做大。我们会发现全国5大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几百家城商行、两千多家农商行（农信社），都是往大的方向去做的。从趋势上看，在追求经营规模、范围和多元化发展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以5大国有银行为目标的；而一些大的城商行，特别是上市城商行，已赶上甚至超过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而农信社，在1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不断地往农合行、农商行方向改制，特别是小部分农商行已经上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通过公开资料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已经上市的农商行，他们的愿景和战略，都是跨区域经营的，有的甚至提出要成为全国性的领先银行。
如果是这样，未来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想成为大银行的总趋势是不变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银行可能越来越多，而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定位不清，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二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服务、风险、盈利三者间的关系。金融服务是国家与社会的需要，防控风险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过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处理好的。跟国际上比，我们的金融机构是以较高的盈利水平、不错的员工收入，但是提供的是成本高并不广覆盖的金融服务，这是需要高度反思的。我们要把服务挺在最前面，进一步提高对金融业社会责任与公益属性的认识。
三是必须要有一贯而明确的优惠政策支持。普惠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公益属性，适度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是非常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策不一致，很多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实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普惠金融服务属性，但存款准备金率、税收等优惠政策却未能延续。我认为这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
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以农信社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仍是中国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政策定位和市场定位需要明确而一致。
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过去改革发展的经验，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快国家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这是做好普惠金融事业，保障金融业稳健发展的治本之策。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