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普惠金融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成立齐鲁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的讨论与调研；延续于2008年在上市公司的运作与检验；成形于2013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金融错配分析框架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的思考与研究；深化于2017年以来与建设银行、青岛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实践。
在来高校工作以前，我有十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经验，对商业银行的本质有着切身的体会。传统商业金融的价值取向是高端客户和富人，先天含有阶层差异和身份歧视，认为金融是大企业和富人的游戏，或者至少要具有一定的财富门槛和身份认定，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之外，甚至出现了穷人储蓄借给富人使用，农村储蓄给城市使用的错配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商业银行，它本质上就是“嫌贫爱富、傍大款”，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晴天打伞、雨中收伞”，这是商业金融的本质。这种本质，不取决于商业银行本身，而是体制、机制甚至是法律规范决定的。
普惠金融的理念是包容，价值取向是追求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她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事关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金融只为富人服务的理念，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普惠金融基于传统的商业金融范式，但又是对传统金融范式的深化。为此，笔者在书中提出了普惠金融“范式革命”的命题。按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范式”一词的综合用法，一种范式至少要具备共同的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基本要素。这可以引申到所有的科学研究中，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范式”研究上当然也适用库恩的综合用法。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分析范式至少包含以下要素：信念要素、价值要素和技术要素。我们说普惠金融是一次全新的“范式革命”，就在于普惠金融范式的要素，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商业金融范式要素的内容。普惠金融的出现是金融深化的重大事件，它超越、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原有的信念、价值取向和技术标准。
从信念要素看：普惠金融体系中所有参与者共享的信念是大同、和谐与包容，它强调公平与正义，体现了“共享性”，这就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信仰单一商业化的诉求。从价值要素看：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是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它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体现了“普惠性”，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从技术要素看，普惠金融的技术范式，是基于“大数据、金融科技和赋能平台”的微贷技术，以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体现了“科技性”，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
当然，一个新范式的出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得到大多数科学家和同一类研究者的“认可”。有时候新范式的出现还会带来很多的非议，因为这极有可能损害那些长期依赖于既有范式“讨生活”的学术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本书提出了普惠金融“范式革命”分析框架，以期引起读者诸君的关注和讨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的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金融普惠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如何增强金融普惠性、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打造和完善金融生态圈是重要路径。笔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其理论解释是：从梳理产业链入手，以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技术支撑，通过赋能平台、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核心企业的互联互通，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圈，针对生态圈所有共同特质的企业去做金融解决方案。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的提出，虽然只是描述性的，但它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可复制性产生小微金融解决方案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制度金融理论，更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找到了理论渊源。在此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笔者在书中以“融金贷”、“普惠贷”等专属金融产品为分析案例，详细解构了几种专属金融产品全流程操作过程和应用场景，得到了小微客户、核心企业、合作银行、赋能平台和地方政府的多方认可，有效解决了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该模式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基础功能主义原则设计的，以期作为普惠金融的实践指引。
普惠金融是全新的金融理念，对它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化。笔者在本书中还就普惠金融的理论内涵和外延、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普惠金融生态圈解决方案、普惠金融与金融制度边界、普惠金融立法与监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系统思考与认识。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甚至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是我长期学习并艰苦思索的结晶，这里面凝结着我辛勤的汗水和炽烈的激情。我始终认为，不管是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需要勇气、需要激情，也更需要责任和担当。
2016年9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正式成立。我作为研究院院长，每年都要策划、举办“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论坛”，到今年已是第六届论坛。在过往的论坛上，金融界的一些名家大家莅临论坛并作主题演讲，比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北京大学巴曙松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承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教授、青岛大学胡金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黄震教授、青岛大学孙国茂教授、济南大学赵建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徐如志教授等。他们的精彩演讲，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思想启迪和理性认知。至此本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普惠金融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对它的研究和探索，离不开实际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金融部门有识之士的协同支持。他们是青岛银行郭少泉董事长、建设银行山东分行朱治昌行长、建设银行青岛分行郝子健行长等。他们对普惠金融有着共同的认知，这就是普惠金融工作既是坚守初心、坚持主业、回归金融本源的体现，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金融人的责任和担当，获取了科研的勇气和力量，更收获了满满的情谊和第一手资料。至此本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书是笔者对普惠金融问题论述的总纲，所以，将书名确定为《普惠金融论纲》，在有关章节中初步形成了如下主要结论：
（一）普惠金融概念的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基本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实践层面上、以金融服务或金融模式等为视角进行的技术性、业务性的描述；二是理论概念的界定，是以金融发展和金融福祉分配为视角的理论界定。仅有基本概念的界定，我们难以准确把握实践中的某一经济行为是否属于普惠金融。因此，普惠金融理论概念的界定非常必要。普惠金融理论概念是一个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福祉的经济理论范畴。具体而言，它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为原则，对金融发展的演化路径及其“优劣”予以分析和评价的经济理论。同时，普惠金融的理论概念也是对基本概念的延伸和深化。基本概念局限于普惠金融服务本身的特征。并且，受限于发展中国家较为明显的金融排斥，可得性成为基本概念考察的核心指标。理论概念则跳出了仅仅分析金融服务的局限，金融福祉分配的合理性成为理论概念考察的核心指标。
（二）普惠金融的理论渊源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普惠金融理论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普惠金融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和研究框架，也没有被纳入官方语境，只是作为金融排斥理论的一个镜像进行反思和分析，这实际上就是金融排斥理论的引申。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和微型金融理论。随着主流金融学对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中小企业融资理论和微型金融理论研究的深化，普惠金融研究进入了理论觉醒阶段。此阶段的明显标志是：普惠金融形成了独立的概念并逐步纳入了官方语境，国际学术界也开始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开始就普惠金融基本概念、内涵及实现路径进行广泛探讨。从2016年开始，普惠金融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理论自觉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有三大突出标志。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将普惠金融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二是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正式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了8项原则和66条行动建议，成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首个国际纲领。三是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主要领导提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指明了方向。
（三）普惠金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由此，本书从语义学、功能主义、社会学、金融学、伦理学等多个维度，对普惠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解构和剖析。我们发现，也正如多个学者所认同的，不能单纯的从金融学这个单一理论去理解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当然要实现服务普惠群体的金融功能，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普惠金融内涵的包容性增长要求，认识不到普惠金融的普及需要包容情怀、大同理念和和谐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认识普惠金融的独特之处，在实践过程中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使命漂移和模式异化等问题。本书基于中国普惠金融的现实，对其文化底蕴、根本目的、技术基础和实践指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独厚的伦理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大同、和谐和包容的文化底蕴。必须构建基于这些价值观体系上的普惠金融伦理体系，才能更好的推动普惠金融在全社会的真正普及。构建普惠文化价值体系，是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明确发展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从宏观层面上看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通过金融手段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相反。而从微观层面上，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商业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在中国当前的监管环境下，社会价值更加有助于实现商业价值。从技术层面来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尊重金融的基本规律，基于信息经济学的风险管控技术（微贷技术）至关重要。
（四）普惠金融是全新的金融理念。传统金融理念的价值取向是高端客户和富人，先天含有阶层差异和身份歧视，认为金融是贵族和富人的游戏，或者至少要具有一定的财富门槛和身份认定，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之外，甚至出现了穷人储蓄借给富人使用的错配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商业银行，它本质上就是“嫌贫爱富、傍大款”，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晴天打伞、雨中收伞”，这就是它的本质。传统的金融理念是为高端客户和富人服务的，金融制度的边界先天具有排斥性和歧视性，并固化为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约束。普惠金融的理念是包容，价值取向是追求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她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事关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金融只为富人服务的理念，是对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
（五）普惠金融是全新的金融范式。普惠金融基于传统的商业金融范式，但又是对传统金融范式的反思和扬弃。我们说普惠金融是全新的金融范式，就在于普惠金融范式的要素，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范式要素的内容。普惠金融的出现是金融深化的重大事件，它超越、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原有的信念、价值取向和技术标准。
从信念要素看：普惠金融体系中所有参与者共享的信念是大同、和谐与包容，它强调公平与正义，体现了“共享性”，这就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信仰“赚钱”和单一商业化的诉求。从价值要素看：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是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它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体现了“普惠性”，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从技术要素看，普惠金融的技术范式，是基于“大数据、金融科技和赋能平台”的微贷技术生态，体现了“科技性”，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
（六）普惠金融“五位一体”体系。“五位一体”体系是指，一是构建和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在法理上更多的体现金融的包容性、伦理性和正向激励功能。二是构建普惠金融支撑体系，包括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基于征信系统的数据支持、基于政府背景的担保支持和社会信用环境支持；三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解决普惠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不仅要激励现有各金融机构向弱势群体延伸业务，而且还要放宽市场准入，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小银行金融机构。只有建立起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体系，才能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弱势群体。四是构建普惠金融客户体系，重点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和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三农”客户等都是实体经济中的“弱质部门”，理应成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五是构建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延伸和下沉金融服务，逐步构建起分层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
（七）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从理论上讲，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生式实现路径，是指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或产品由市场自主产生和实现；另一种是外生式路径，是指由政府主导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在全面梳理普惠金融理论演进的基础上，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种“平台+产品”的实现模式，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创新“普惠金融超市”商业模式；二是创新“普惠贷”金融服务产品。“普惠金融超市”商业模式，实现了构成要素、动力机制和要素间关系的创新。“普惠贷”金融服务产品，通过政府增信、市场化运作、银行放贷及营销和技术手段的创新，降低了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打通了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此基础上，本书也提出了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作为普惠金融实现路径的另一种模式。上述两种模式是基于金融基础功能主义原则和生态系统理论设计的，以期作为普惠金融的实践指引。
（八）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不断加剧。中国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空转”现象仍然突出，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商业银行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提升不足。央行发布的《2020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53万亿，增速比上年末只提高1.1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市场也不是面向中小企业的，无论是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还是债券市场的制度安排都先天排斥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太低，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民间融资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由于立法滞后、监管不到位、秩序混乱等问题存在，使民间融资出现了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无序发展的乱象，非正规金融的作用难以发挥到位。以上多种因素的“叠加”，使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在不断加剧。
（九）金融错配问题严重。中小企业为什么存在融资约束？而且这种融资约束还在不断加剧，这与中国金融体系存在金融错配有直接关系。目前中国金融资产的存量十分庞大，但由于结构错配和流向错配，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效率。这突出反映在两大方面，一是资金流向扭曲，金融资源主要配置到了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行业）、政府融资平台和政府项目、房地产市场、银行间市场套利，甚至通过表外业务流向了一些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而广大中小微企业、“三农”客户等弱势群体，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不得不面向非正规金融融资。二是融资市场结构扭曲，中国的融资市场还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太低，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发展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必须从纠正金融错配入手。
（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是制度性因素。从表面上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企业自身素质差等造成的，但它的根本性因素是金融制度决定的，即现行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融资特点严重不匹配。目前，中国金融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银行具有制度优势下的垄断地位，间接融资成为金融体系的主导，而与之对应的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滞后，还没有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从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就没有给中小企业融资留下空间，从金融制度边界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导致资金问题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现行金融体制内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才能解决问题。
（十一）扩大金融制度边界可以缓解融资约束。金融制度边界的扩大或收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决定性作用。扩大金融制度边界，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所谓扩大金融制度边界，就是对现行的信贷政策、利率政策、财税政策、监管制度等作出修改或“微调”，提高商业金融的包容性。一是放宽政策，免除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营业税、降低所得税；对小微企业贷款实行浮动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信贷政策，对中小金融机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可以向金融机构安排再贴现资金专项用中小微企业，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二是定向宽松，取消存贷比考核，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三是区别对待，从制度上提高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四是创新品种，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技术的创新，开发出更多的适合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和融资特点的信贷品种。
（十二）普惠金融运行要抓好两大要点。普惠金融体系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从宏观上进行顶层设计，也需要抓好现实中的运行要点。一是间接融资体系的构建，最关键的是大力发展小银行金融机构，本质上是通过小银行金融机构的技术和营销创新，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小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发放了多少贷款，更重要的是为深化金融改革，为发展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理念、手段和方法。二是直接融资体系的构建，需要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而场外交易市场的建立，既需要从法律上给场外交易市场定位，也需要对场外交易的制度安排作出明确规定。有了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就能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极大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主要贡献
本书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提出了普惠金融“范式革命”的分析框架。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范式、社会科学范式、金融分析范式的理论渊源，基于新的哲学“求助”，提出了普惠金融“范式革命”（ParadigmShift）的分析框架。所谓范式革命，是指普惠金融的出现是金融深化的重大事件，它超越、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原有的信念、价值取向和技术标准。第一，从范式的信念要素看，普惠金融体系中所有参与者共享的信念是大同、和谐与包容理念，它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信仰“赚钱”和单一商业化的诉求；第二，从范式的价值要素看，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是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它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第三，从范式的技术要素看，普惠金融的技术范式，是基于“大数据、金融科技和赋能平台”的微贷技术生态，它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第四、从哲学思想的检验过程来看，传统商业金融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在普惠金融体系中则体现为“反常”的“三性”，即共享性、普惠性和科技性，并固化为普惠金融实践指引的三性原则（可获得、可负担、可持续）；第五，从金融哲学的方法论上看，普惠金融是基于买方（客户）的立场为出发点，研究如何针对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传统商业金融是基于卖方（金融机构）角度，研究既有金融制度下金融能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客户如何满足金融的标准和要求。凡此种种，普惠金融范式无论从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看，都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对于这种变化，只有站在一定的金融哲学观高度，才能领悟和洞察。
（二）提出了金融错配的分析框架从分析金融错配入手，来研究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是本书的贡献之一。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金融错配，这种错配的本质是在货币供应总量充足、流动性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出现了结构和流向的扭曲，从宏观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整体效率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并从微观上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这突出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资金流向扭曲。首先，金融资源没有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优先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和政府，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很容易获得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的帮助；其次就是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央行《2020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9.5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全年增加5.17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26.1%。第三是资金在银行间市场套利，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和表外融资的巨量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产生了巨大反差。“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金融空转”现象十分突出。但是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据央行《2020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增速比上年末仅提高1.1个百分点，中小微企业贷款形势很不乐观，融资难现象仍很严重。
二是融资结构失衡。间接融资属于债务性融资，它不能改变企业的资本构成本。直接融资属于权益性融资，它能改变或影响企业的股本构成。从优化融资结构的角度讲，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十分重要。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也是衡量经济市场化程度及成熟度的标志。目前，中国融资市场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是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直接融资占比太低。尽管从2003年到2019年直接融资的比重在逐步变化和提高，但融资市场仍具有商业银行主导的特征，融资结构的变化不但没有带来融资市场品质的提升，反而出现了三种怪现象：一是间接融资的比例虽然降低了，但企业融资成本反而上升了；二是货币流动性宽松了，但企业融资状况反倒紧张了；三是融资融资方式和手段多元化了，但企业的融资渠道反而单一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融资市场出现了间接融资操纵下的直接融资假象。很多直接融资的交易完全被间接融资所控制，导致了直接融资市场效应的异化和品质的降低。金融错配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只有从分析金融错配入手，才能找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决定因素，并为寻找解决路径奠定基础。
（三）提出了金融制度边界的理论解释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是普惠金融理论的重大问题。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集合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制度边界决定的理论解释。基本观点是：把全体融资需求人看作一个集合X，金融制度供给只能覆盖一部分称为集合A，它为集合X的一个子集。集合A称为制度集，其边界称为金融制度边界，集合A外边的融资需求人，即集合X-A为制度无法提供资金的融资需求人。用映射来表示，点集X可以视为定义域，存在一个映射f:X→{0,1}，其中fA(A)=1表示融资需求人得到资金；fA(X-A)=0表示融资需求人得不到资金。中小企业融资难指的就是中小企业作为融资需求人被排斥在集合A之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就是要缩小集合X-A，其路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改革和完善现有的金融体系以扩大金融制度的边界，提高商业金融的包容性，下沉和延伸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在集合A之外构建新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方向就是发展普惠金融，用普惠金融理念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直接和间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第一个层面是治标措施，第二个层面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治本之策。金融制度边界理论的提出，虽然只是描述性的，但它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决定金融制度边界扩大或缩小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普惠金融理论和中小企业融资理论，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找到了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
（四）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设想普惠金融体系是对现有商业金融体系的扬弃和反思，它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实现金融服务的均等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重大意义。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应以体现公平价值和发展权为理念，以包容和广覆盖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以审慎监管为出发点。为此，本书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构建设想：一是构建普惠金融法律体系。做到立法先行，在法理上从强调金融的整体性安全和秩序稳定，向强调金融的社会责任、伦理性和可持续性转变，尤其需要重视法律的正向激励功能；二是构建普惠金融支撑体系。主要包括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支撑，基于征信系统的数据支撑，基于社会信用的环境保证和基于政府背景的担保体系支撑；三是构建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银行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等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体系。这其中尤以发展小银行金融机构最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普惠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除了大力发展小银行金融机构，其他途径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四是构建普惠金融客户体系。普惠金融的实质就是为传统金融或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的广大中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可得性金融服务；五是构建普惠金融监管体系。要正视审慎监管的适用性，强调差异化监管的灵活性，注重多层监管的可行性，认清行业自律的必要性。特别需要强调，应从法律上把各级政府确立为普惠金融的监管主体，赋予其相应的监管职责，真正在审慎监管的原则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制。
（五）提出了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LB集团黄金珠宝行业生态，提出了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其理论解释是：从梳理产业链入手，以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技术支撑，通过赋能平台、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核心企业的互联互通，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圈，针对生态圈所有共同特质的企业去做金融解决方案。金融生态圈理论模式的提出，虽然只是描述性的，但它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可复制性产生小微金融解决方案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普惠金融理论和中小企业融资理论，更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找到了逻辑起点。在此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本书以“普惠贷”、“融金贷”专属金融产品为分析案例，详细解构了“普惠贷”、“融金贷”全流程操作过程和应用场景，得到了小微客户、核心企业、合作银行、赋能平台和地方政府的多方认可，有效解决了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该模式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金融基础功能主义原则设计的，以期作为普惠金融的实践指引。
研究展望
普惠金融是全新的金融理念，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普惠金融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很多方面也达成了研究共识，但普惠金融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仍未觅见真谛。本书提出如下继续研究的建议：
（一）普惠金融范式专题研究。金融分析范式的确定，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没有哲学观的重新思考，新范式的确定将难以想象。可以说，无新的哲学“求助”，便无新的分析范式；无新的分析范式，自认为深奥复杂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成果，都只不过是由一些看似精致的概念和模型纠集而成的“乌合之众”。所以，哲学求助的过程，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归根到底，思想实验可以超越工具、技术甚至制度与时空局限。只有空洞浅薄的所谓科学研究，才会单方面依赖分析技术。
纵观已有的“金融范式”研究成果，有的是从经济学范式的概念出发，直接进行金融分析范式的研究；有的没有界定“金融分析范式”概念，只是对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系统金融理论等进行“范式”的比较研究；有的虽然给出了“金融分析范式”的定义，但与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相抵触；还有的从制度金融学入手，就金融分析制度范式进行理论解释。毫无疑问，以哲学求助为基础的“金融范式”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对金融分析范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基本概念，更缺少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对金融分析范式的基本要素和演化规律也缺乏整体性认识与前瞻性思考。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探索，努力实现对哲学的新的“求助”。
（二）金融制度边界专题研究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普惠金融的基本命题，更是制度金融学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已有研究对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如诺斯的“规则”和“低交易费用”观点，张杰的交易成本变化观点等。
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到底取决于哪些因素？法律、法规还是交易成本，抑或是产权、制度？这都需要深入的专题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答案。本书对金融制度边界的研究只是初步的、描述性的理论解释，对很多问题还未能觅见真谛，由此构成了本书继续研究的建议。
（三）普惠金融体系深入研究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顶层设计，因为它不仅是金融本身的问题，更是政治上的重大命题。普惠金融强调社会道义和金融伦理，事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事关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因此，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虽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构建设想，但还只是初步的构想，每一部分内容都需更进一步的深化。如普惠金融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如何支持，如何实现金融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小银行金融机构如何实现技术和营销手段的创新；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如何建立；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和融资特点如何与普惠金融体系匹配；中央和地方如何实现普惠金融的分层监管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继续深入研究的建议。
（四）普惠金融“微贷技术”研究。普惠金融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传统金融体系的构建，是以金融供给方（卖方）为基础，以“商业利润”为核心，以巴塞尔协议为原则，以控制风险为出发点而形成的金融体系；而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是以金融需求方（买方）为基础，以体现公平价值和发展权为理念，以包容和广覆盖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以审慎监管为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金融体系，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和营销手段的创新，扩大金融制度边界，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因此，有别于传统经典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对普惠金融语境下的“微贷技术”研究，就成为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之一。
（五）金融救济与伦理道德。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一大突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金融主要为富人服务的传统理念。对于金融这一主要以信息不对称下的信用为主要资源的行业，伦理道德的问题更加重要。从这个层面出发，普惠金融是对传统金融在道德伦理层面的扬弃，是金融家和银行家面对社会道德审判的一种自我救赎。因此，研究、探寻普惠金融的伦理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问题，构成了普惠金融深化研究的主题和方向。
来源：海报新闻
作者：邢乐成（山东省人大常委、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