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国首次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普惠金融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一项里程碑内容。一是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超过97%，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基本实现了村村有服务、乡乡有机构。二是普惠金融贷款规模持续增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9.91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1.96万亿元。同时，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35%，较2021年全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那么，普惠金融在国内的发展路径如何？面临哪些挑战？未来有哪些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接受了《中国金融家》记者的独家采访。
《中国金融家》：提及普惠金融，有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又“普”又“惠”。在您看来，应如何定义普惠金融？
贝多广：在中文里，“普惠”一般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普及，但还有另一层就是优惠，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它理解为又“普”又“惠”。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普惠”是“普遍惠及”的意思。那么，我们要问普惠制是从何处而来？邮政就是最早的普惠制产物，任何地方的宪法都保护个人通信的基本权利，这是一种普惠的服务，体现的是“普遍惠及”的意思，但没有“优惠”。
其实，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英文为Inclusive Finance，本意是“包容”。我们应该把普惠金融理解成为把那些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小微企业、中小微弱群体包容进来，也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机会。
《中国金融家》：普惠金融已在中国走过近10年历程。您认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绩？
贝多广：在建立现代商业性银行体系、创建资本市场之后，我们现在处于金融发展的第三阶段——建立高质量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阶段。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不是权宜之计。
不同于孟加拉经济学教授尤努斯重新建立普惠金融机构的方法，我国普惠金融采用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路径，进一步优化完善金融结构，使原有的金融机构能够用到位的服务满足中小微弱人群的金融需求。早从2006年开始，我国各大银行、小贷公司、数字平台都纷纷投入探索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2015年年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这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确定了我国推动普惠金融的独特路径——中国没有“另起炉灶”，而是要求各大商业银行都要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有指标、有任务，在这方面凸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推动的。
从一个学者角度，我认为，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三大成就：
第一，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会具备我国银行这样系统的动员能力。我国所有银行，特别是较大的银行投入到普惠金融当中之后，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金融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推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数字支付手段发挥了“鲶鱼效应”，不仅使得数字金融普及到绝大多数人，还顺势推动了数字信贷，以至于带动了整个传统银行体系的数字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杠杆撬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数字化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疫情期间，很多原先数字金融不太发达的国家，通过无接触支付等带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有危机意识，不要和国际上的新趋势拉开距离。
第三，我国普惠金融理念的普及推广程度也是别的国家远不能及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让普惠金融的理念家喻户晓。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明显感觉到普惠金融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中国金融家》：您觉得目前我国普惠金融还面临哪些挑战？
贝多广：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价格的干预较多。我个人认为，干预手段有利有弊。从学术角度看，硬性的价格控制可能会造成一堆坏账。所以，应该更深入地去估量现有的政策，让它更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其次，我们比较注重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关注相对较少。当然，在新的普惠金融5年规划中，我们已经开始倡导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普惠金融跟传统金融最大的区别就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恰好就是金融能力相对薄弱的人群，要为这类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就要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应该从监管层面解决机构管理模式和业务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问题。比如，对于普惠金融客户来说，很多金融服务项目在一部手机上就可以实现，但若出现问题，消费者要向哪个部门投诉，大众其实并不明晰每项业务所对应的管理部门，通常只能是哪个机构办理的，就找哪个机构投诉，却又难免遭遇“踢皮球”，整个复杂的过程通常让老百姓望而却步。因此，建议将银行、保险、理财等各金融机构的消费者保护功能都整合到一起。
再次，我们比较注重信贷，却相对忽视了整个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建议站在建立金融生态体系的立场上，公平对待水域中的大鱼、小鱼、小虾，让它们都能够生存，都能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建立起健康循环良性的生态体系。
《中国金融家》：您认为，未来普惠金融发展有哪些趋势？
贝多广：我想引用国际普惠金融专家、哈佛大学商学院Michael Chu教授的观点——金融科技重塑世界。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三大技术是最基础性的语言，使得金融服务能力大幅度提高，金融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
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科技颠覆了原有的金融框架。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用了40年的时间，惠及孟加拉国约900万贫困农民。而我国的互联网银行，仅用3年时间就能积累3000万客户，还是在不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
再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去往非洲东部的肯尼亚，这里银行账户在成年人中的渗透率不到30%，还有70%多的民众没有银行账户。然而，一款名为M-Pesa的移动钱包产品通过手机及电信服务，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覆盖了另外没有银行账户的70%国民，成为肯尼亚最大的移动金融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普惠金融未来的一个方向。数字化让金融服务不只限于高净值人群，更广泛、深层次地触达到中小微弱势人群，大幅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从全球来看，目前还有17亿人口需要通过普惠金融来获得金融服务。
《中国金融家》：现阶段，普惠金融还要承担一个重要职责——助力乡村振兴。您认为，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贝多广：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村公共设施、建设高品质住房、农田改造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显而易见的是，很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基本由农户所构成的微型经营主体，所能够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非常有限，供求矛盾较为突出。
长期以来，农村资金都是往城市、资本市场里流动，如何让资金更多地流向乡村，这是一个大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型银行和本地的中小银行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如果大型银行凭借低利率和科技优势挤占了小银行的生存空间，金融格局得不到优化，将会催生一系列问题。
我们认为，到了服务基层的中小微弱群体这个层面上，纯商业的方法可能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我们希望看到金融机构可以去兴办社区银行，因为社区银行的宗旨不是纯粹商业性的，这个定位很关键。我们观察全世界那些发展良好的基层社区银行，他们都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银行，国家合作社大量存在。例如，不久前，美国还再次修订了《社区银行法》，持续鼓励社区银行的存在和扩大。
《中国金融家》：对于未来普惠金融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贝多广：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应该追求更高质量。在研究中发现，国内外均较多强调需求方的能力建设，但除了需求方以外，作为供应方的金融机构的能力建设问题也应该被重视。
首先，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优化空间。拿村镇银行举例来说，一些村镇银行、农商行发展情况良好，因为原本就是做普惠金融出身，具备为客户金融赋能的能力。而反观部分村镇银行，由于不能真正了解普惠金融的业务模式，在运行十多年后出现了举步维艰的状况。而运营艰难的核心问题就是顶层设计、治理结构不能从基因上符合普惠金融的特征和要求。由此可见，普惠金融供应方的能力是亟须去建设与提升的。
其次，普惠金融监管能力水平也需与时俱进。近年来，我国成立了多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些是新生事物，非常需要监管部门有适当的引导和支持，利用好难得的时机去推动这些试验区的建设和发展。
再次，从全社会的层面来看，所有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方面的能力建设。随着进入数字时代，不及时提升能力就会遇到诸如“数字鸿沟”之类的问题，这可能会形成影响金融服务获得性的“壁垒”，也是普惠金融最本质的问题。
来源：中国金融家
作者：孙榕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JLB4H6Q0552DMW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