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性存在着内在与外在两个部分，在普惠金融方面，公平性的外在原则往往体现在针对受众群体提供服务的规则和制度的一致性，外在原则是显性且可视化的，而内在原则更多是从受众个体属性的角度形成的“潜移默化”的认知积累，是隐性的，而且是银行在设定某种规则时自然生成的。在政策、制度制定时，主旨原则讲求的是针对某种群体的普适性和一致性，这样体现公平性，而在政策制度执行过程中，对个体属性的自然“过滤”，往往会造成其失去了公平性。
例如，一个大学生返乡创业，他与在当地没有上过大学的个体相比就有了先天的获取资源和资金的优势，政府确立政策目标时会把这个个体的属性作为一个“门槛”设定。就像一些城市的人才引进计划，基本还是“唯文凭论”在起作用，有文凭的就一定是人才吗？互联网的诸多逻辑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电商的平台背后并不需要知道你的学历和文凭，也不需要知道你有多少“资格证书”，只需要根据你的信息获取习惯和交易记录来对你进行分析，并推送有针对性的信息，甚至直接给你贷款，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来源是受众在平台上的“一举一动”，无论你是博士还是农户，都是在一个共同原则下被评估，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公平性。
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经常看到的“北大学子卖猪肉”“教授收入抵不过保姆”等新闻，这些都是一种传统思维在作怪，为什么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猪肉？一个没什么造诣的教授和一个优秀的保姆相比，可能保姆的收入就应该高于这个教授。在笔者走访农村金融机构时发现，很多机构放贷款存在着潜意识里的“不公平”，比如公务员担保贷款，国企担保贷款等，这些貌似合理的产品，其本质上就失去了一种内在的公平性。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群按照职业、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去划分，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是合理的，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内对服务升级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传统的低收入职业的薪资水平正在大幅上升，尤其是一些对技能有要求的职业类别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过去在一二线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收入也在大幅度提升。例如，有一定技能的建筑工人、快递人员、家政服务人员的收入增长很快，其月收入往往都会超过一些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这种情形在一线城市很普遍。而这些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群大部分来自农村，也就意味着农村的家庭收入也在同步增长，银行对这类人群的评估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未来的趋势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层次和技能层次的要求显然后者更高，简言之，如果所谓知识不能转化为显性的能力价值，其自身价值也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明确逻辑。
面对的是获取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其本身不一定就真的弱势，只是金融供给主体对其情况不够了解，并且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机制，换言之，如果要做好普惠金融，就要重新审视这些群体的情况，建立更加与时俱进的认知和评价体系，注重其内在的公平原则，并不单单只靠一些人的表面或标签化的属性来判断，要更多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普惠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有序发展。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
http://finance.jrj.com.cn/2017/10/2609292328611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