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再次面临挑战，推动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一、共同富裕对于普惠金融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普惠金融战略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在前一阶段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尽管我国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普惠金融的精确性、针对性仍需加强，在扭转国内收入分配失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同部门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不足，各类主体广泛参与的普惠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建立。2022年2月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激发普惠金融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构建竞争有序的普惠金融供给格局。”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和各类金融机构的紧密配合，才能以高质量发展的普惠金融化解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真正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其次，小微企业及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短板仍需有效补齐。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家庭部门收入锐减，这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成了新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2020年，70%的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人和女性的临时失业率更高；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难以获得正规信贷服务的企业因疫情蒙受的收入损失更大。危机之后，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步消除疫情的负面冲击。在当前复杂形势下，我国的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短板显得更加突出，成为当前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挑战。
最后，普惠金融政策执行机制和基层治理仍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难题，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城乡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收入维度，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差异同样较大，社会福利均等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之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结合以往发展经验，上述普惠金融重点发展领域未来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和困难。当前各类普惠政策不断出台，好的政策和工具能否真正惠及目标群体往往受制于执行机制和基层治理水平。
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总结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及问题基础上，结合共同富裕这一基本目标，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期通过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一）加大对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的关注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关注领域之一，“数字鸿沟”问题使得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更容易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排斥，抑或由于金融素养的缺乏而无法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协调推进“线上+线下”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确保金融机构的线下服务不缺位。首先，在金融科技知识和金融教育普及活动的举办方面，可以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在县级设立老年人数字技术服务中心，对农村地区进行周期性的数字扫盲。其次，可以由各大金融机构的县级网点承担金融知识的普及职能以及种类繁多的普惠金融产品宣讲工作，确保国家各类针对农民的普惠金融政策准确无误地传递到目标群体。最后，各大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对面向农村、农民的网点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严厉打击各类可能损害农村、农民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
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低收入人群、学生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短板。随着我国老龄人口规模的增长，不断完善养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势在必行。一方面，创新多样化和高覆盖率的养老金融产品是构建养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聚焦于家庭“数字反哺”，即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同时，高校学生和毕业生群体是未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支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该群体可能面临着显著的预算约束，在以往的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他们的金融需求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针对该群体提供更加丰富的普惠金融产品，应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之一。
（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普惠金融战略顶层设计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通常具有不同的目标，由此决定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普惠金融战略帮助政策制定者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确定具体目标，规划一系列行之有效且连贯的行动，进而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发展高质量的普惠金融需要从审慎、协调的视角去识别战略实施的障碍和机会，需要建立不同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平台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通常涉及治理机制的设计、具体规划的执行、实施过程的监督及效果评估。此外，还要依据具体的经济、政治以及金融体系的最新变化适时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
世界银行在各国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了普惠金融战略设计的一般性原则。确立明确和强有力的普惠金融管理制度是成功的关键。虽然不同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但通常而言，由国家委员会负责高层协调、政策指导、监督和评估，秘书处以及多个工作小组负责具体普惠金融行动的推进、上传下达相关政策、汇集各方信息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人民银行可作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秘书处，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部、银保监会、税务总局）和各大金融机构抽调人员组建工作小组。首先，理想状态下，秘书处应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充足的资源和明确的任务授权以及进行跨部门协调的权力；各工作小组成员尽可能抽调各部门层级较高的管理者，以确保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其次，还需要各地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明确不同类型、规模的金融机构的定位，逐步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普惠金融服务网络。最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监督与精确的评估机制，这就要求秘书处搭建起普惠金融关键数据基础设施，构建全面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建立追踪和报告系统，定期对进度进行评估。
（三）以金融科技为突破口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量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群体规模庞大、地理位置分散、信用和财务数据不完善，金融系统提供传统金融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通过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合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创新风险评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增强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来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于2020年3月27日通过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其中包括了一项针对小微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PPP），核心是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向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SBA）所认定的金融机构申请联邦政府担保贷款。此类贷款具有救济和普惠的双重属性，由于PPP贷款申请企业急剧增加，面对数量众多、地理和行业分布分散、数额相对较小的贷款申请，金融部门的业务处理能力完全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传统银行纷纷与金融科技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依靠人工的业务流程。Sabrina T. Howell等学者（2022）基于该项目贷款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传统银行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大降低了每笔贷款业务的固定成本，显著提高了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增加了没有被传统银行网点覆盖的偏远地区小微企业的贷款笔数和总金额；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金融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地区、行业或人群歧视问题。
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业务流程重塑的过程中，数据共享互通是助力普惠金融业务落地的重要保障。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试行，推动区域一体化征信联盟链建设（即“长三角征信链”），通过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征信信息的互联互通，帮助小微企业群体及时获得征信服务。在后疫情时代，经济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背景下，数据共享互通的意义也更加凸显。人民银行可在“长三角征信链”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完善统一的数据规范，系统地进行数据管理，实现数据更加高效应用，为后续商业银行利用相关信息进行智能化线上“秒批秒贷”业务提供决策依据。同时，相关建设经验也应快速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结合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提供强力的金融支持。
（四）重视私营部门和基层治理的作用
不断提高普惠金融发展质量的过程中，各基层单位和私营部门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行业协会、移动网络服务供应商、金融科技公司等长期根植于国内市场，对消费者群体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可以帮助各工作组有效识别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瓶颈，从供给者的视角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在积极参与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对话将有助于将市场的真实需求反映到普惠金融工作中，更好地解决金融服务的供给难题。
具体而言，基层单位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快速确认本地区在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真实约束和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的现实情况，各地的金融环境、市场环境差距较大，基层部门更应对本地区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切实负起责任。同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同步推进，应充分调动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减少对国家层面的过度依赖，更好地解决中央层面难以直接接触的现实问题。
来源：《中国金融》2022年第15期
作者：陈敏安（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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