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参加第五届普惠金融发展论坛。受会议的邀请，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趋势和走向。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那么2021年这个冲击过去之后，整个经济会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前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交替，寻找新的、稳定的、中速增长平台的大趋势。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速的增长，中位数大概在10%左右。经过一系列内外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增长的中位数正在逐步地、稳步地下移。这个中位数大概在什么水平呢，实际上经济学界也有各种这样那样的争议，比如说，大概在2013年、2014年之后，经济增长波动的的中枢稳定在7%左右，当时有一个看法说，这个应该就是当时的经济增长的中位数，但是经过疫情的冲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一个疫情的短期冲击和对疫情的有效的控制，经济增长有一个短期的快速的回复之后，才会重回一个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这么一个常态。那么，在经过一个短期的快速的回升，特别是同比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下的一个快速的回升之后，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寻找或者逐步站稳在一个新的中速增长平台。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波动，一季度-6.8%，二季度3.2%，三季度4.9%，前三季度的累计的同比就回到了正值0.7%。那么，如过四季度的同比增速大概估计在5.5%或者6.5%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2.1%和2.3%之间。2021年上半年因为基数的原因，同比增速还会进一步提升，然后回归常态。我们觉得这么一个趋势，中间同样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观察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央决策者提出了要建立双循环的增长格局，研究者都非常担心会不会因为疫情冲击导致中国双循环中的外循环部分受到冲击比大，但实际上我可以观察到，中国在疫情的冲击里面，因为中国非常好的、比较早的控制了疫情，所以出口的增长非常强劲。前三季度出口占全球的市场份额接近15%，创出了历史新高。在国际经贸历史上，实际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出口非常强劲的时候，他的全球市场份额，比如日本、德国、美国，他的出口最强的时候在全世界的市场份额也没有超过13%。而中国2020年的出口占全球份额差不多15%，这是一个非常强劲增长。我们来看多方面的原因，来分析2020年、2021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双循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首先因为欧美的疫情还在继续扩散，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中国的非常快的恢复管理好的疫情，这就使得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非常快，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中国。因为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欧美国家，比如说典型的美国，他非常注重的是保需求，给失业的补贴、给家庭寄支票，那这些国家他的生产的恢复非常慢，而正好相对照的中国的供给的恢复非常快，企业很快恢复了生产，形成了很大的加工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疫情阶段抗疫物资的生产，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和全球的抗疫资产的需求。这就使得这个格局，中国更快的恢复了供给方面的能力，而西方应对疫情大规模的刺激，导致他的需求增长的非常快，这就使得大量的订单到了中国。同时，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短期疫情的原因，会不会疫情过去之后中国出口就会大幅回落呢，我们仔细看中国出口的结构，可能对于抗议物资的需求，在疫情结束后会有所回落。我们从中国出口结构看来，出口的竞争力还是在明显的提升的，就是在出口的构成里面，中高端的产品在增加，中低端的产品在减少，所以这个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加上资金的流入，就使人民币呈现出走强的趋势。这个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在调整中和疫情冲击下，这个亮点在2021年应该还会得以保持。
随着疫情逐步的恢复，同时也随着房地产基建投资在寻找新的均衡点，中国的中速的增长的平台预计在疫情之后会逐步站稳在一个新的平台，我们预计在5%左右，其实大致上和中国所处的增长阶段的潜在增长力大致相当。我们判断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可能要和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所决定的潜在增长力要挂钩。在高速增长阶段，可能7%就是低速度的，但是在中低速的增长阶段，可能在5%甚至以上就是高速度的。但是在增量上，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央提出了一个到2035年GDP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隐含的判断其实也是中国经济也是中速稳定增长的潜在判断。因为中国经济如果保持平均在4.73%的水平，那么在这个区间，也就是5%左右，就能实现中央决定的的宏伟战略目标。而中国如过能够在这个期间能够中速的稳定增长，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中国的GDP总量应该排在世界第一位，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考察一下面临的国际的增长环境，这其实也是中央提出来双循环这个战略的国际背景，因为我们预计，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这种增长格局，应该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基调。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比如说1880年以来，差不多140年的增长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全球的经济增长，可能说是处在历史上少见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低迷期，当前经济增速的绝对值水平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低点，看前面能达到这么低的一个增速，大概仅次于19世纪末大萧条时期以及二战时期放缓底部的水平。所以，这个加上疫情叠加的冲击，所以外部的这种弱需求的国际环境，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也是中央提出来双循环增长格局的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中国必须要低，当然我们必须要继续融入全球化，同时要更大程度上发挥内促增长空间广大的优势，来通过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激发带动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自己也正好处于一个增长动力的转换期，或者说支柱产业的换挡期，所以叠加疫情的影响，就提出了双循环的策略。一说内循环，大家都毫无争议的提到要激发增长的内需，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有巨大的消费的潜力，今年最迟明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怎么把这个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双循环政策能否有效地启动。从中国经济内部循环来看，中国已经处于一个转换期，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名义GDP的角度，大概近二三十年，大概九七年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个低点，1998年之后一路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金融政策的推出，带动了加速的投资的上新，大概在2016年达到峰值80.6%左右，所以其实1997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驱动，除了出口之外，投资是一个主要的带动力量，那么在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实际上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或者说投资驱动，后来投资占比回落，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减弱，那么更多的激发消费的增长潜力，当然的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成为下一步的政策的着力点。
除了目前国际上处于一个弱需求的增长环境外，经过疫情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运行范式也可能再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安全目标的重要性上升，在特定领域超越经济效益的原则，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那么，在疫情的应对过程中，不少国家就开始关注特定产业链的完整性，需要从安全和效率这两个原则的角度看来进行评估，而原来跨国公司可能考虑比较多是最高的效率和最低成本在全球配置资源，现在他可能同时还要考虑安全原则，安全原则的提升。不少国家的元首说，重要物资产品的供给，安全目标要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些安全相关的产业链，我们观察到他们的边界值是在动态变化的，如果相互的不同国家的信任在加剧的话，这个边界可能就划得越大。最开始可能是高新技术产业、医药产品，可能慢慢到国际基础设施，这么一个趋势。与此对应的呢，一些微观的企业的商业逻辑也会在逐步的变化，一些跨国公司在进行产业链的重新布局的时候，会详细的了解供应的来源，也可能部分的牺牲效率的代价来换取稳定的充足的供应链，从进出口的数据看到，这个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
所以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处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发展阶段，政府干预的权力上升，而且全球化他的导向在逐步的修正，更加强调价值观和新兴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科技成为未来经济增长主动权的关键，技术行业会日益融入到安全的考虑过程之中，我们观察到，全球的产业链分工角度来衡量，按相关的指标评估，实际上2008年以后，我们原来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总体上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区域合作十分活跃，区域合作在逐步生化，比如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区协定的签订，是标志性的进展，实际上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合作、中国和亚洲的合作不断地生化，这种全球化的进展不明显，但是区域合作在生化，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供应链产业链的布局，主要的推动力、直接的推动力是这次疫情，人们看到了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他的分工体系、内在的脆弱性，现有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采购、运输、物流体系，这在平时稳定的时期效率非常高，但是一旦关键环节断裂之后，就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很有可能的趋势就是全球化的布局未来可能会重构，会出现部分的战略的收缩，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会在未来若干年发生一些规模的缩减，范围的缩小，形式的变化，格局的重构。大致包括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一些关键的产业回归本土市场、在岸市场；第二，更加强调区域合作的生化，他从原来离岸的全球布局的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的生产来完整布局他的产业链；第三，适当的作分散化布局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第四，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就地生产，进行产业链的布局，最典型的就比如特斯拉在中国上海一个非常大布局，实际上这几个趋势会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影响到全球的产业运行，也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这其实也是中国提出内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的政策逻辑，因为相对于外部的变化，一些跨国公司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使得中国非常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这些跨国公司具有天然的巨大的吸引力。这实际上是把内循环和外循环有机的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也就是说中国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具有他独有的锚定作用，吸引力。
从国际角度来看，和传统的经济危机不同，疫情冲击不仅冲击总需求，也冲击了总供给，短期内通缩趋势应该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全球的经济体里的发达国家不停的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印钱，那么疫情过去之后，这些钱就可能离开发达经济体，进入新兴市场。也有可能带动全球迅速从疫情冲击下的通缩进入通胀，也就说无线量化宽松下的通缩可能转为通胀的这种引诱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为什么由通胀引诱，逆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通胀的过程，由原来的全球化压低了通胀的水平，全球化分工把产品增值的价值链在全球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那么逆全球化就是一个通胀的过程。同时，一些潜在的冲击在增多，美元贬值也和通胀相伴而行，所以美元走势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如果看一看最糟糕什么样子，那就是低增长和高债务相伴而行，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双赤字国家和一些边缘发达国家可能会成为受冲击比较大的脆弱环节，值得我们关注。那么从海外的背景来看，大国竞争也给世界格局和国际治理带来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担心新冠疫情的冲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有可能会引发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冲突，欧盟很难履行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组织和抗击疫情的能力，全球的治理框架在萎缩，拜登的当选可能会短期的缓解不确定性和动荡，但是长期看来，这个趋势并没有逆转。这次疫情的出现和发展恶化，暴露了不能适应新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短板，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协调，国际社会统一行动方面，缺乏有力的具体的行动。所以，使得长时期的成为一种常态。
疫情也深化了中美经济和心理，扩大了交流的成本和难度，拜登当选可能会缓解短期冲击，使整个互动到一个可预期的轨道上来，但是从基本面来看，中美双边经济互动从产业结构看确实变得更有竞争性，中美出口的互补性有所下降，贸易脱钩时有发生，同时两国抗疫也出现了地缘的、战略的一些竞争，疫情会促使中美两国都会寻求更持续的供应链的布局。同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也加速了全球，特别是包括中国的经济体系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比如疫情加速了数字化的转型，云办公、云会议、云商贸、云签约，一些新需求在不断扩张，互联网运用，以前大家说在欧美国家运用不多，但是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的网上杂货的销售在大幅上升，这些常用APP下载量也在大幅上升，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对与医药生物科技有巨大的投入，往往也酝酿这未来生物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疫情也会在长时间形成人的行为模式的迁移，促使人们更加适应新技术，加快拥抱互联网和科技的步伐，比如机器替代人的趋势也进入一个快车道。
那么在国际范围内来看，美国实际上在特朗普当选社会基础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或者说美国贫富差距带来的极化，或者社会的撕裂。疫情冲击下，美国大规模的无限量化宽松刺激了美国的股票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实际上加剧了这种收入差距，所以其实美国的社会撕裂短期内进一步恶化，在全球化的分工下，美国已经分裂为包括华尔街和跨国公司在内的，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化美国，和那些制造业在内的产业资本代表的本土化美国，本土化美国是过去三四十年全球话受益较少的一部分群体，甚至可能是受损者。产业空心化，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一些低技能或无技能工人被经济增长的进程抛弃，中等和低收入家庭大幅度增多，跨国公司、华尔街资本代表的一些全球化美国受益于贸易自由生产的外包移民的这些方面，虚拟的金融交易和离岸生产造成了基层利益的脱钩，应对疫情的刺激加剧了这么一个分化，这种分化往往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安全感的加剧情况下，容易产生民粹方面的言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重新再回顾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中国提出了双循环的经济增长的战略格局的构想，深刻的把握了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下的重要的决策，因为促进双循环，经济在疫情冲击之后回归新常态，回归新旧经济增长转型的趋势，会成为中国经济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经济实现翻番战略目标的非常重要的政策主线，促进经济内外的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转型和新旧增长动力的转变，这是基于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强调几个方面，比如过去支撑40年高速增长的，强调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低，现在我国人口收入的上升，我们转而强调怎么激发人力资本的优势，人力资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超过900万，我们怎样发挥他们的优势和潜力，原来中国比较强调的技术的引进和学习，那么现在更多的关注技术的创新，比如中国科创板的引入，海外、香港的面向新经济上市制度的改革都是运用金融手段促进技术创新，我们原来非常依托的是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些旧经济、传统产业，未来我们将更多的增长需要依靠新兴产业，疫情加速了这个转型。原来我们非常依靠外贸，外贸外需对中国增长影响贡献非常大，现在外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支柱之一，但是更多的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在2020年到2035年这个战略期，实际是一个从原来外需带动出口带动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格局，要更多的依托内需，激发内需，带动外需，内外循环，互相激发的这么一个中速增长期，这也是中国经济观察，比如2021年或者“十四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政策引导非常重要的政策主线。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代表个人看法，欢迎各位批评指正，预祝会议成功，谢谢各位。
